前段时间《关机：离线流浪中国134天》出版。作者杨淏记录了自己关于数字戒断的实验。这是一件多少人期待又苦于尝试的事情：切断互联网，在134天里以离线的方式行走中国68座城市，没有了即时通讯，不依赖导航和线上支付，重新回到纸质地图、手写书信和陌生人的帮助之中。事实上，这种离线的生活方式在中国逐渐淡出主流仅十几年。十几年前，货运司机还要依靠厚重的地图集在全国跑车，青旅还是一个文化空间，游人在旅途中仍需要大量地问路……为什么今天的离线，会变成一件需要被刻意实践的事情？

十几年前，人们生活在无意识的离线之中，今天的离线却成为了需要实验、甚至需要出一本书来记录的生活方式。这意味着，十几年间互联网已经成为人们默认的生活环境，我们已经很难想象一种不被数字技术组织的生活。

于是焦虑扩散。以Andrew Huberman为代表的神经科学传播者不断地告诉人们，应该如何通过管理多巴胺、优化专注力来重新获得对生活的掌控感。人们一边试图关机，一边试图通过更多关于大脑的知识来重建自我在技术社会中的位置。两种方法共同说明着一件事：人自己知道，面对的问题不再只是某一个App或一部手机，而是技术正在越来越深地介入人的生活。

《不留痕迹》海报

从技术是什么，到技术如何进入生活

海德格尔之后，技术哲学很长一段时间都笼罩在《技术的追问》（Heidegger 1977）的影响之下。直到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一些年轻学者意识到，我们的世界急遽地变化，这套深刻的理论难以回应新的现实。

海德格尔讨论的是现代技术作为人类整体性的历史命运。比如人为什么开始把整个世界理解为持存物，理解为等待开发、计算和利用的资源。因此，他几乎不讨论某种具体技术。在《技术的追问》中，水电站、飞机、各种工厂最终都被归入同一种现代技术的逻辑。

但二十世纪后半叶的技术景观已经发生了变化。录像机、电视、计算机、医疗设备、个人电子产品开始进入普通人的家庭，技术不再只是国家工业能力的象征，它成为了人类的日常经验，是越来越具体和细碎的技术装置。它们进入厨房、卧室、汽车、办公室，也进入人的感官、记忆和社交生活。

在这种背景下，技术哲学开始发生一次重要的转向。后来，它被概括为经验转向（Empirical Turn）。经验转向将海德格尔留下的问题继续向前推进：技术究竟如何作用于人的具体经验？它意味着技术哲学研究对象的改变。

由过去讨论的技术文明到人与技术之间的关系，这也是美国技术哲学家Don Ihde重要的贡献。

Ihde接受海德格尔最重要的判断：技术绝不是中性的工具，它确实改变了人和世界的关系。但他反对把现代技术理解成一个统一整体。在他看来，并不存在一个抽象的技术，真正存在的是无数具体的技术实践。望远镜、电话、助听器、汽车、电脑，它们并不会以同一种方式影响人的生活，因此也不能被同一种哲学概念简单概括。

与其讨论技术，不如讨论技术如何成为人与世界之间的中介（mediation）。中介几乎成为后现象学技术哲学最核心的概念。（Ihde 1990） 传统工具论认为，人首先面对世界，然后借助工具完成某种目的，因此工具始终位于人与世界之间，是一种外在媒介。而Ihde认为，人几乎从来没有直接面对世界。人所经验到的世界，总是在技术的参与下被重新组织。技术不是后来加入生活的外部条件，它本身已经成为经验结构的一部分。

他曾举过望远镜和显微镜的例子。借助望远镜，人能够看到肉眼无法抵达的星空；借助显微镜，人能够观察细胞和微生物。技术显然扩展了人的能力，但这种扩展从来不是单向度的。望远镜让远方变得清晰，同时也让周围环境退出视野；显微镜揭示了微观世界，却遮蔽了整体结构。技术总是在放大某种经验的同时，也压缩另一种经验。

这一判断放到今天，成为理解数字生活重要的视角之一。

导航软件让人迅速抵达目的地，却逐渐削弱了人与城市建立空间关系的能力；即时通讯让远距离沟通变得没有成本，却改变了等待与回应间的时间节奏（或者说缓冲，很大程度上这正是其压力的来源）；社交媒体极大扩展了人与陌生人的连接，却不断把公共讨论切割成算法能够分发的信息碎片。没有任何一种技术只是增加了人的能力，每一种技术都在重新组织人的经验。

因此当我们去阅读《关机》一书时，书中持续表达关切的或许是为何在数字时代看似低效的经验重新出现了意义。迷路、问路、等待、偶遇、写信等，在数字系统里它们往往意味着效率的损失，但从Ihde的角度来看，它们其实意味着另一种经验结构。技术在改变出行方式的同时，改变着人与时间、空间、他人发生关系的方式。

经验转向的重要意义正在于此。它提醒我们，技术作为工具系统已经深入生活内部，参与塑造人的知觉、行动和判断。讨论技术，也因此不能停留在使用与不使用的层面，而必须进一步追问：当越来越多的经验都经过技术中介之后，人自身是否也在发生变化？

如果技术不仅塑造经验，那么技术是否也在塑造主体本身？人还是那个独立于技术之外、自由使用技术的人吗？还是说，人与技术早已共同构成了现代主体？

《荒野猎人》剧照

技术塑造的，不只是经验，还有我

这是后现象学在二十一世纪继续推进的问题，也是荷兰技术哲学家Peter-Paul Verbeek最重要的理论贡献。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无论是工具论还是技术批判，都共享着一个相同的前提：人与技术是两个彼此分离的对象。区别在于，工具论认为人控制技术，海德格尔认为技术塑造人，但两种理论都让人与技术保持着对立：一个作为主体，一个作为对象。

Verbeek试图打破这种划分。在《What Things Do》（Verbeek 2005）中，他提出，技术并不是站在人与世界之间的一块玻璃，也不是压在人身上的一种外部力量，它直接地参与了主体性的生成。比如我们的母亲从小听广播评书，我们从小看动画片，我们的孩子从小使用AI，我们被不同的传播技术塑造着而处于不同的文化环境之中了。

换句话说，人并不是先成为一个完整的主体，而后才开始使用技术；现代主体本身，就是在人与技术不断互动的过程中形成的。

这里的主体指的是一个人如何感知、判断、行动和承担责任的整体方式。

Verbeek举过许多医疗技术的例子。例如，超声检查出现之后，人们第一次能够在胎儿出生之前看见它。一个新的伦理关系随之产生：父母与胎儿之间的情感连接、医生的诊断方式、社会关于生命的讨论，都因为这一技术而发生改变。也就是说超声仪器通过医学造影技术重新塑造了人与生命发生关系的方式。所以技术在伦理判断形成之前，就已经参与了它的建构。

今天回过头来看，这一观点几乎可以解释数字时代大量看似微不足道的变化。

智能手机出现之后，人们对失联的理解发生了改变。在功能机时代，一个人几个小时没有回复消息，并不会引起太多担忧；而在即时通讯成为日常之后，已读未回在线却不回复逐渐成为一种可以被继续解读的社交信号，它代表着人与人之间关于责任、礼貌乃至情感的默认规范的改变。

再比如导航系统。俗话说：鼻子底下长着张嘴 ，在过去，问路是再普通不过的社会互动了。一个陌生人停下来询问方向，另一个陌生人根据自己的经验回答，这是人与城市建立关系的一种方式。导航普及之后，这种关系大量消退了。人们获得了更高的效率，减少了与陌生人发生联系的机会。技术没有强迫任何人，它只是重新组织了人与空间、人与他人的关系，而新的主体性也在这种关系中慢慢形成。

如果说海德格尔提醒我们，技术会塑造世界；Ihde告诉我们，技术会塑造经验；那么Verbeek进一步指出，技术最终塑造的是经验的主体。这也是为什么，今天许多关于数字排毒的讨论总会陷入困境。

不少人把问题归结为意志力不足，于是锁机、卸载、关通知、设定屏幕使用时间，希图以此来重新夺回自我的控制权。这种做法对于很多人有现实意义，但它预设了一个经典的工具论前提：存在一个独立于技术之外的我，而且只要我足够自律，就能够重新驾驭技术。Verbeek恰恰会对此提出质疑，如果主体本身已经是在长期的技术实践中形成的，那么所谓夺回控制权，并不仅仅意味着改变几个使用习惯，它意味着重新组织主体自身。（Verbeek 2011） 今天人们已习惯于保持在线的生活，这种生活不是附着在主体外部的功能，应该说它已经成为主体的一部分。

很多去实践数字极简主义的人在刚离开网络时，最先失去的是效率；再后来开始失去的是一种下意识的反应，比如遇到问题立刻搜索、用摄像头掠取风光、时刻、产生念头分享在社媒中。当这些动作停止之后，她们会经历一段明显的不适应并不会立刻获得自由的体验。直到其中一部分人逐渐建立起另一种与时间、空间和他人的关系。如果仅仅把这种变化理解为戒掉手机，未免有些浅薄。

Verbeek的讨论主要在人与具体技术的互动层面。他很少讨论接下来的问题：为什么进入数字时代之后，技术呈现出越来越一致的方向？它们大都在争夺人的注意力、压缩等待的时间、消除行动中的偶然性，并不断推动主体向一种更加可预测、可计算的状态发展呢？

当技术哲学走到这里时，问题再次发生了变化。它不再只是技术如何塑造主体，而是为什么今天的技术如此一致地塑造着同一种主体。这一问题，将技术哲学带向了平台经济、数字资本主义和注意力政治，也将我们引向法国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

从主体到欲望：平台时代的技术政治

如果说海德格尔讨论的是世界如何被技术重新显现，Ihde讨论的是经验如何被技术重新组织，Verbeek讨论的是主体如何在技术中生成，那么到了贝尔纳·斯蒂格勒这里，技术哲学面对的已经是一个全新的时代。

斯蒂格勒将目光投向电视、互联网、数字媒体以及消费社会。他意识到二十世纪后半叶最重要的技术变革是技术开始直接进入人的意识活动。技术不再主要延伸人的四肢，而开始延伸或者说，占据人的记忆、注意力和欲望。

这是他与前几代技术哲学家重要的区别。斯蒂格勒当然继承了海德格尔。他同样认为，技术不是中性的工具，也反对将技术简单理解为外部手段。但他并不满足于世界如何显现这样一种存在论分析，而试图回答当下现实的问题：为什么数字时代的人，会越来越难保持专注？为什么平台经济如此轻易地影响我们的判断？为什么技术公司争夺的，不是商品市场，而是人的时间？

理解这一点，需要回到斯蒂格勒最核心的概念：技术外在化（technics as exteriorization）（Stiegler 1998; Stiegler 2011）。在斯蒂格勒看来，人类从来就是一种依赖技术的存在。石器、文字、纸张、照片、硬盘，它们共同构成了人类记忆的外部载体。正因为记忆可以不断外在化，人类文明才能不断积累知识，而不必从零开始。这并不新鲜。

具有原创性的，是斯蒂格勒对于数字时代的判断。他认为，当记忆全面数字化之后，技术便可以开始主动组织记忆。纸质书不会决定你下一本该读什么，图书馆不会根据你的阅读历史重新排列所有书架，但算法会，从信息茧房到信息茅房，数字技术第一次拥有了持续塑造记忆路径的能力。这里所说的记忆，不只是回忆，也是人的经验如何被积累和调用。一个人看到什么、忘记什么、不断重复接触什么，这些都会逐渐塑造他的判断能力。而平台经济真正控制了进入思想之前的信息流动。

注意力成为一种新的生产资料。今天，人们已经非常熟悉注意力经济这个词，但斯蒂格勒关心的是商业模式带来的主体变化。工业社会主要生产商品，数字社会越来越多地生产欲望。

互联网从诞生之初就承诺，它将帮助人们获得更多知识、更广阔的世界和更充分的表达；但今天，平台并不满足于满足已有需求，它必须不断制造新的需求，让欲望始终处于一种尚未完成的状态。对于平台而言，最有价值的用户是仍然停留的人。

换句话说，平台所优化的是其自身的运行效率，人的生活如何只是被其覆盖的一瞬，或者说耗材。《关机》里有一些细节，杨淏把它们写作重新出现的等待。等车，等信，等一个陌生人的回复，等自己在一座陌生城市慢慢找到方向。这些等待，在数字系统看来几乎都是低效的、需要被消灭的。它所要求的即时性、实时性既消除着等待和偶然，也离散着人的相遇。

但斯蒂格勒认为，人类精神生活恰恰是在并不高效的时间里形成的。反复推敲的学习、共同经历的真情都无法完全服从平台对于即时反馈的要求。直到今天，人们在被这一切驱役和压迫时，仍然怀念着尚未完全被平台逻辑组织起来的时间。

写到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技术哲学的讨论已经发生了第三次变化。海德格尔讨论的是世界，Ihde讨论的是经验，Verbeek讨论的是主体，斯蒂格勒讨论的是主体为何会越来越按照平台所需要的方式去欲望、记忆和生活。

但他仍然保留着一个西方技术哲学长期以来的共同前提：技术的发展似乎具有某种共同方向。从工业到数字、机械到算法，都指向着越来越强的组织能力。

但这个前提本身，是否值得怀疑？

如果技术总是在塑造世界、经验、主体与欲望，那么是否意味着技术只能有这一种发展方向？数字化是否一定意味着效率至上？还是说，我们只是习惯于把现代西方技术的发展道路，当作了技术本身？

这个问题，将我们带到了当代技术哲学之中，许煜提出了宇宙技术，他的问题是：我们为什么总认为，技术只能塑造同一种人？

技术是否只有一种未来？

我们可以使用许煜的观点来拆解这个现代神话。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把技术理解为一种自主发展的力量，仿佛只要技术不断进步，它就必然朝着更高更快更强的方向演化。在此叙事中，平台经济、人工智能等等都可以被理解为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人们讨论的就往往只是如何适应它、规范它，或者逃避它，却很少追问：技术为什么会走向今天这个样子，而不是另一个样子？

许煜认为，这种看法本身就是现代性的产物。他在《技术问题：来自中国的技术思想》（Hui 2016）中，提出宇宙技术（Cosmotechnics）的概念，打破现代技术哲学关于技术的单数叙事。

宇宙技术不是技术的文化外衣，在于指出更切根本的事实：任何技术它总是建立在某种关于世界秩序、人与自然关系以及共同生活方式的理解之上。技术从来不是纯粹的工具，也不是纯粹的效率机器。它始终服务于某一种世界观。

工业革命时期的铁路、电报和工厂，服务于民族国家和工业资本；今天的平台算法，则服务于流量、数据的持续增长。这是算法本身的追求吗？是因为算法嵌入了以资本增殖为目标的技术体制。今天真正塑造欲望的并非数字技术，而是资本主义平台体制下的数字技术。这一视角决定了我们如何理解整个问题。

如果把今天的一切都归咎于技术，那么结论只能是反技术，或者接受技术；如果意识到我们面对的是某一种历史形成的技术体制，那么问题就会发生变化：既然一种技术体制能够被建构，它同样也能够被重新建构。

海德格尔始终强调现代技术作为一种总体性的座架，它几乎构成了整个时代的命运。而当代的许煜则坚持不应轻易把一种现代西方技术道路理解为技术本身。不同文明曾经拥有不同的宇宙观，也形成过不同的技术实践。未来的数字技术，也未必只能继续沿着平台资本主义的逻辑发展。

文化保守主义是另一岸，回到前现代生活更加是自暴自弃。技术究竟应该服务于什么？如果技术服务的是资本，那么效率、增长和用户停留时间自然成为最高目标；如果技术服务的是公共知识，它可能会鼓励深度阅读而非无限刷新；如果技术服务的是社区，它可能会强化地方性的连接，而不是无限扩张的流量；如果技术服务的是生态，它或许会主动限制能源消耗，而不是追求算力的无限增长。

技术哲学发展到今天，问题已经不再是是否要使用技术，而是谁来决定技术的目的。可技术没有天然的目的，它只是不断实现某一种文明赋予它的目的。我们不用证明人可以离开互联网，也不用去倡导数字苦行主义。真正的挑战是：知道我们面对到底是什么，以及我们并非问题本身。

参考文献

Heidegger, Martin. 1977. 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and Other Essays. Translated by William Lovitt. New York: Harper & Row.

Hui, Yuk. 2016. 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in China: An Essay in Cosmotechnics. Urbanomic.

Ihde, Don. 1990. Technology and the Lifeworld: From Garden to Earth.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Stiegler, Bernard. 1998. Technics and Time, 1: The Fault of Epimetheus. Translated by Richard Beardsworth and George Collin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Stiegler, Bernard. 2011. Technics and Time, 3: Cinematic Time and the Question of Malaise. Translated by Stephen Barke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Verbeek, Peter-Paul. 2005. What Things Do: Philosophical Reflections on Technology, Agency, and Design. Translated by Robert P. Crease. 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Verbeek, Peter-Paul. 2011. Moralizing Technology: Understanding and Designing the Morality of Thing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杨淏. 2026. 《关机：离线流浪中国134天》.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